总有些事情荒诞得超出人的想象。比如，站在马丁·路德·金的故居里，我们4个刚从中国来的学生凑在一块儿，讨论的内容实际得吓人：马丁·路德·金从小就能住这么好的房子？ 这是一栋1895年建造的木屋，光“厅”就分客厅、餐厅、游戏室等。1929年，马丁·路德·金在这栋
我百米冲刺般来到舱门，门已关上，飞机已缓缓驶离。 这虽然是三十年前的事，却似数秒前刚刚经历，那种失之交臂的痛楚与恐慌，实在难以忘怀。 “最后期限”虽然错过，也并非成为人生之“最后”，不过我们更倾向于告訴自己已经够糟，结果常是：生意伙伴因此失望，砰的一声关上
我在四川時见到一个人，他一边拜文昌帝君一边叹气：“不知道拜对了没有。” 我问他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 对方说：“我孩子考大学。” “对，文昌帝君就管高考。”我告诉他。 “唉，你不晓得，我的娃儿考的是斯坦福大学，文昌帝君懂英语不？”那位四川家长说。 我说：
在石器时代，狩猎者和采集者并不会在洞穴入口处种草。参观雅典卫城、耶路撒冷圣殿，或是北京紫禁城，也都没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欢迎着访客。这种在私人住宅和公共建筑前面设一片草坪的想法，诞生于中世纪晚期英法两国贵族的城堡。到了现代早期，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，成了贵族的标
傍晚，雷声隐隐不断，是我今年第一次听到的春雷，温和如在试探。 这声春雷来得太晚了吧，我几乎把它忘记了，按照农历的节气，通常“驚蛰闻雷”，现在惊蛰过去已一个多月，连“谷雨”也被抛在后面了。 听到雷声，老伴流下眼泪。为什么？她说她记得此生第一次听见雷声是在贵州
40多年前的关中农村，过年才有机会穿新衣服，母亲却跟我们过不去。 去姨婆家、老姑婆家拜年，她自己换上洗干净的旧衣服不说，还让我们也换上旧衣服。我想不明白，有抵触情绪，可胳膊扭不过大腿，就噘着嘴巴依了她。12岁那年，在我因为爱美而坚决抗议时，母亲才给我解释：“
皮耶托和路易奇是一对兄弟，哥哥八十多岁，弟弟也将近八十岁。 莱颇里两排房子的尽头还有一排横着的房子，我就住在左边的一层。两排房子之间是一个小广场，有树，还有一个斜坡通到小河边。每天下午三点左右，老太太和老头子各搬一把椅子聚集在树荫下，交换着当天的新鲜事儿。
最近新收了几个学生，都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。他们的症状很相似：刷了两年题，越到最后分数越不涨，甚至偶尔还有回落。他们虽然最终也被美国大学录取了，但内心充满恐慌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根本无法阅读。到我这里一字一句地训练两个月后，才豁然开朗：原来英语可以这样慢慢学会的！
且不提国外的读者，即使在美国人的印象里，梭罗也只是一个抽象符号，其生平鲜为人知。 梭罗离开瓦尔登湖的直接原因是：爱默生要去欧洲做巡回演讲，家里缺少一个主心骨，便请梭罗来当管家。与大多数伟人之间的友谊一样，这对师徒兼朋友的关系也是磕磕碰碰、起起落落。好在两人是
喚醒心灵
